【大陸】

10月31日，Netflix首部華語原創劇集《罪夢者》如期全集上線。

在此之前，由賈靜雯主演、台灣與HBO合拍的《我們與惡的距離》在中國大陸獲得很高的口碑，人們也因此對《罪夢者》備受期待。然而，相比起豆瓣評分9.5的《我們與惡的距離》，6.7分的《罪夢者》至少沒能讓華語圈的觀眾感到滿意。

從籌備期開始，《罪夢者》就成為了Netflix進軍華語市場的標誌，同時，這部劇似乎也寄託著台灣電視人在世界範圍內有所作為的希望。

以上世紀90年代的台灣黑幫為背景，《罪夢者》是一部“在地感”強烈的作品。台灣老歌謠的旋律穿梭劇情之中，閩南語台詞也時有出現。

必須說，“黑幫”的設定讓許多激烈的鬥毆場面合情合理，而將東方的“江湖”概念放在現代台灣社會中，或許也會讓西方文化環境中的觀眾能更容易地瞭解人物的行動邏輯和情感邏輯。同時，故事的主線是一對父母為了解救被綁架的兒子的故事，主要的情感線也圍繞著“家庭”來推進。

有了這樣一個堅實的普世價值觀作為基礎，在此之上，對台灣黑幫文化的渲染，現實與男主人公阿全在“夢回”時所看見的場景，互相交織，環環相扣，構建出一個典型的華人故事。這既是導演兼編劇陳映蓉能盡情發揮其專長的空間，也是用以吸引西方觀眾的噱頭。

Netflix在亞洲製作的幾部劇集，似乎都格外鐘意各地影視創作者中的“鬼才”。《全裸帝王》中的山田孝之，《罪夢者》的最終操刀者陳映蓉都屬於此列。

在一代年輕的台灣導演中，陳映蓉憑藉出道作《十七歲的天空》，在影迷心中佔有一席之地。2012年拍完《騷人》之後，陳映蓉開始嘗試拍攝MV，直至接手《罪夢者》的製作。或許正因如此，在《罪夢者》中，她同樣應用了MV敘事的手法，插入風格各異的配樂，或烘托場景氛圍，或推進情感的表達。

這自然是一種冒險的手法，尤其在現實與夢境，十年前與十年後互相交錯的複雜時空敘事中，過於用力地渲染反而會造成觀眾在劇情理解上的困難。而對於Netflix來說，讓觀眾能“看懂”劇情，永遠是第一位的。

導演的個人風格，與網站的製作需求如何調和，這是《罪夢者》在作品之外，更為有趣的一點。在陳映蓉接手《罪夢者》之前，Netflix手上已經有了八集的劇本。而陳映蓉第一件事，就是將八集劇本完全重寫。在雅虎的訪談文章中，陳映蓉以“驚嚇”來形容對方看到新劇本之後的反應。

不過，Netflix的反應速度驚人。當陳映蓉改寫完劇本的最後一頁，隔天《罪夢者》便按照新劇本開拍。而在陳映蓉剪出成品第一集時，Netflix為了讓觀眾更快理解劇情，回復了40多處修改意見，並想在後制剪接階段調換場次順序，甚至打破劇本的八集結構。

這讓陳映蓉瞬間“氣得要走人”，Netflix方的製作人諾斯因此特地飛到台灣，與陳映蓉“談判”了六個小時。

Netflix是一家科技公司，它對大資料和資料分析的重視，遠在對內容本身之上。由此，Netflix得出的結論是，《罪夢者》的第一集要有強烈的衝突和飽滿的情緒，最好從“現在”開始，引發觀眾興趣之後，再逐步回溯。

而在如今呈現的劇集開頭，“現在”的部分有，但卻如夢似幻，還帶著“預言夢”的奇妙設計，就像是虛晃一槍，故事很快回到了2006年，台灣幾名黑幫老大聚會的餐桌之上。

從目前的結果來看，陳映蓉說服了Netflix，保留了她所設定的劇本結構，以及她獨特的視覺筆觸。

而對Netflix來說，是否會續投《罪夢者》的第二部目前還是未知數。但比起韓國的《李屍王朝》、日本的《全裸導演》，《罪夢者》在觀感上，是最不像美劇的一部。

在最初敲定《罪夢者》這一選題時，Netflix的本意是打造一部帶有東方奇幻色彩的犯罪作品。這從其英文劇名《Nowhere Man》（直譯：中陰身之人）中，也仍可見一斑。這自然依賴的是大資料分析的結果，根據雅虎的報導，Netflix認為，“‘夢’和‘虛’都是不可或缺的亞洲奇幻元素”，用其破題，也是理所當然的選擇。

的確，對於大部分西方觀眾來說，東方文化在今天仍舊帶著一種“怪力亂神”的神秘感，尤其在HBO亞洲和台灣公視推出了《通靈少女》之後，“靈異”也成為了台灣影視劇和視頻平台的首選題材。

應該說，Netflix一開始的打算，的確是想複製《通靈少女》所帶來的成功。《罪夢者》的背後有兩位製作人，美國人諾斯與新加坡人陳薇如。諾斯在HBO亞洲任職8年，曾任節目製作部最高負責人，《通靈少女》即在她任內拍攝。陳薇如則與台灣公視合作多年，其中自然也包括《通靈少女》。

但HBO珠玉在前，兩位製作人在借助這股熱潮的同時，也需要打開市場新的缺口。Netflix的資料庫告訴她們，這個缺口，就是“黑幫”與“兄弟情”。

最終看來，黑幫故事的“實”壓過了預言夢的“虛”，超自然力量成為了一種敘事的手段，而非故事的核心。並且，觀眾不會認為這是一部“玄幻片”，而更傾向於將夢境理解為是阿全在獄中面對“死刑”這種壓力時，所產生的異常精神狀態，或者是一種由他過去的暴力生涯所催生的情緒風格。

在訪談中，陳映蓉也提到，她的目標在於“讓觀眾共感故事，而非僅有花俏的靈異或炫技場面”。要將十年的故事濃縮到八集當中來講，電影導演出身的陳映蓉自然而然地選擇了電影的語境，每一個鏡頭裡的時間容量和信息量都相當之大。

陳映蓉是一個有野心的導演，在“罪”與“夢”兩個概念上，她進行的是一種相當抽象的解讀。以“監獄”為代表的禁錮和自由；以“孩子”為代表的守護與贖罪；以“黑幫”為代表的命運和掙扎。這些概念性的思考，都以一種相對緩慢的，甚至文縐縐的鏡頭語言，鋪陳在主線之外。

問題在於，對於190個國家和地區的觀眾來說，他們是否能跟得上這位華人導演的敘事並理解她的敘事意圖。在外網的回饋中，便有不少評論表示，《罪夢者》的第一集“進展太過緩慢，支離破碎，並缺乏闡述，以至於觀眾幾乎不可能知道在那個‘人間煉獄’裡，究竟發生了什麼。”

陳映蓉的電影手法似乎並沒能打破東西方文化的壁壘。特殊的幫派文化背景，也讓觀眾在跳躍的時間線之外，產生了更多的疑惑。而語言帶來的觀看障礙，則讓一位評論家表示“絕望”。“我們只能一遍又一遍按下‘後退10秒’的按鍵，來重新抓住剛剛錯過的對話片段。”

在《罪夢者》之後，Netflix還有兩部等待上線的華語劇集，選擇以《罪夢者》打響第一炮，或許是因為這的確是其花了最大的力氣去籌備的一部，或許也是其妥協最大的一部。不管這次“試水”的最終反應如何，對於Netflix的資料庫來說，這都是一筆財富。

但必須說，在Netflix在華語區“逐夢”的過程中，《罪夢者》讓這家流媒體巨頭看見的，並不是美妙的夢境，而是相當嚴峻的現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