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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別:復刊第36期    發行日期:2018/12/15
《國際橋牌社》2019年3月開拍 汪導談政治劇
出處:    日期:12/15/2018

 

【台灣】

 

 

 

《國際橋牌社》歷經4年籌劃,包含田調、口訪、搜集資料,洋洋灑灑規劃了8季,第一季10集,要從1990年刻畫到1994年,講解嚴之初到台北市長選舉,一個姓陳的立委擊敗執政黨的候選人,那是風起雲湧的年代。

「台灣人過去對台灣史、近代史,都是知道片面的資訊,但對於過去檯面下的角力、國際角力怎麼影響台灣,很少人知道。」論起狂放的年代,導演汪怡昕眉飛色舞,歷史、政治、權謀,都在他腦裡有一個雛形,「當然劇情本身不會這麼硬,就像看八卦、看熱鬧,其實歷史有時候比編劇還厲害,裡面的故事多有張力。」

當然不能太硬了,如果拍成歷史紀錄片,大概就破不了市場這一關;為了突破這道關口,汪導傾盡全力布局,《國際橋牌社》講大時代,但故事要由小人物來說;主創團隊安排了33女,橫跨3個世代的人物當作主角,有記者、黨工、黨外青年、總統府侍衛,彼此有愛、有恨,時代與權謀是背景,重點還是人物面對困難的選擇,「這齣劇其中一個價值是『怎麼活下來』的方法,上到總統,下到庶民,都是在講這件事。」

政治題材在台灣,到底是熱門還是票房毒藥,誰也說不清,但可以確定的是,這讓找資金變得有些困難。儘管已有文化部補助3000萬,《國際橋牌社》的野心並不止於此,一季8000萬,是個如今在電視產業,幾乎沒人敢喊的數字,但想把東西做好,千算萬算就是這個預算規模。

汪怡昕坦言,過程中獨派、統派等,各種政治光譜的人士都接觸過他,但舉凡可能透過資金來影響拍攝立場、詮釋角度的,絕對不能拿,「這個劇本,不是希望為哪個政黨服務 」,不能把劇變成別人置入的工具。

在商業投資人方面,則是另一種困境。「其實製作人就是跪人,下跪的人」,汪導笑著眯起了眼,眼裡透出一派樂天,「我中間接洽過很多企業、電視台、個人,但都一樣,很多人會跟你講怎樣不行、如何不可行,這是對未來的想像不夠勇敢,但台灣能走到今天,中間是花了多少勇敢?」

上一次,為了拍紀錄片《少了一個之後:孤軍》,汪怡昕賣掉祖厝籌錢,這回沒祖厝賣了,他還是樂觀。樂觀自有貴人,在《少了一個之後:孤軍》申請文化部補助時,汪怡昕認識了當時擔任評審委員的馮賢賢,之後找上她當《國際橋牌社》的監製;大概是看好終於有人敢踏出這步,馮姐二話不說,立刻接下。

「從我們角度來看,把這個東西拍好、做好,就有機會打開國際市場,有這個眼光的,就進來一起做,我就不信台灣連這樣的人都沒有。」說得堅決,馮賢賢同時丟出過去成績:監製過《無米樂》、《幸福路上》,擔任公視總經理時曾推動《誰來晚餐》、《他們在畢業的前一天爆炸》等節目、戲劇,用自己的履歷幫汪導做擔保,「我什麼時候有失手過了?」

在商言商,製片有算過啦,有算過有文化部補助3000萬扣掉後,剩餘的成本是可以回收的,不然我們不會去募資,不可能要人家投注定賠錢的生意。」馮賢賢說,他們甚至連收視率擔保的合約都敢跟電視台簽,收視率不夠高,損失由他們負責出。

2人說了這麼多,其實就是不要讓投資人賠錢。但這終究只是基本,會議室的白板上,流程表寫得密密麻麻,籌備這麼久,他們怎麼可能只滿足於不要賠錢?

 

製作兼導演 作品變得像賭注

遙遠又勇敢的期盼是,他們想改變一下影劇產業,至少要當第一個踏出去的「傻子」。

「台灣沒有好的影視生產環境。」汪導講的這句話,大概很多圈內人都會同意,說著他一一細數,僅管已有許多戲劇、電影受到注目,但從總體來講,受注目,甚至能夠回本的作品,比例極低,「這已經違反了市場的規則!」

論起導演制盛行,由導演一手包辦大小事的台灣影劇圈,汪導搖了搖頭:「台灣很多獨立製片,都是製作人身兼導演,這就是很手工業,沒有市場的選擇靈活度,還有對預算的控管;製片跟導演應該是對立的,導演希望創作可以發揮,預算就會高,製作則是要cp值高,台灣沒有這樣的傳統跟習慣,因此作品會變得像賭注一樣。」

 

汪導盼創建全產業鏈 馮賢賢點出台劇粗製濫造

健全的產業鏈,是他亟欲建立的目標,要成為產業,無庸置疑,得有商業要素支撐,「必須要是可以獲利的標的,生意不是賭注,不太可能期待投資方用賭注的方式,在參與台灣市場。」

「問題就資金來源太單一,我們的國際資金來源,有沒有可能更多一些?生產的管控,有沒有可能更成熟、更工業化?」汪怡昕列舉美、日、韓,指出影劇產業能成熟,都是有遊戲規則來進行,如果產業鏈無法建立 ,演員、幕後人員,如何能得到長久的工作機會?

「台灣需要這樣的劇,精緻的戲。」馮賢賢說得更直接,台劇越來越粗製濫造,甚至有的劇本審完、丟給導演,只給人家5天就要拍完,這種情況必須改善。

《國際橋牌社》理所當然,不走台灣慣常的導演制路線,要走製片制模式,包含管控工作流程、財務、行銷計畫、後續發展,都以製片為核心啟動,主創團隊早在半年前,就緊鑼密鼓地開會,劇本一連修了7個版本,團隊組合也幾經磨合、變換,很費工,就是想修到大家有個共識。

「這是所謂的團隊模式 ,不是什麼都導演決定,在劇本發展、演員培訓上,導演都有關鍵性角色,但他不會是唯一的決策者。」馮賢賢對此說道。

 

要當政治劇領頭羊 「戲好看,標籤就會自己掉落」

踏出影劇產業的第一步外,《國際橋牌社》也想為政治劇當開路先鋒。台灣沒有政治劇,或者如汪怡昕所說,都還離得太遠,沒有真正聊到權力核心的東西。

「我們有宮廷劇、偶像劇、愛情劇,但這種的都沒有。」馮賢賢則認為,或許是基於自我審查等因素,台灣很少碰觸政治題材,但應該要有,而且她期許得更多:「不應該只有一種政治戲,希望開一條路之後,其他政治戲也會出來,可以有更多的政治文本。」

但政治2個字在台灣,畢竟是很搶眼,甚至刺眼的關鍵字,這齣劇拍下去,要說不會被貼標籤、被指為某種意識形態,恐怕沒人信,對此馮賢賢倒是滿懷自信:「戲如果好看,標籤就會自己掉落。」她舉美國影劇為例,從2005年的《白宮女總統》到現在,十多年來幾乎每一檔政治劇都好看,「你也不會去想,這個製作團隊是共和黨還是民主黨,因為是戲本身吸引你。」

 

「戲再好,沒有熱都沒用」 盼引發Google

重振影劇產業、開發政治戲市場外,《國際橋牌社》還肩負著另一個期待是,要能引起「Google潮」。正如《我只是個計程車司機》引發「光州事件」的Google潮,《血觀音》之後,網友紛紛揣測哪個角色是在影射誰,汪怡昕直嘆:「影視作品的威力在這裡啊!」

問題談了很多,期待也談了很多,回歸到底,「他就是戲啊,就是要好看,要熱才會中」,終究是要回到作品上,而且要是發光發熱的作品,「戲再好,沒有熱都沒有用,我們就是要讓它熱 !」

大事到底幹不幹得成?前期能做的,汪怡昕、馮賢賢領著團隊,做到盡善盡美,把軌道鋪好,明年3月開拍,就是開始衝刺的時候,而成果見分曉的時間點,比下一次總統大選還快,2020年之前就要開播,台灣人用選票寫出新的歷史前,還可以先看看過去,或許,同時也會見證影視產業的一段變革。(圖:汪怡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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