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月25日，第十屆北京國際電影節電影大師班正式開講。受疫情影響，身在紐約的李安導演採用視頻連線方式，以“東方表達與數位技術”為主題，分享了自己的觀點，並回應了主持人向真，青年導演楊子、顧曉剛，以及現場觀眾的問題。
以下為李安導演精彩觀點分享：
關於技術與藝術表達：技術與表達本該一體
問：東方表達與數位技術如何融合？
李安：談論融合有點沉重，因為技術與表達本該一體，無論是數碼拍攝還是其他新技術，都只是一種媒介，重要的是表達內心。我不是技術控，手機除了打電話，其他功能不太會用。
我是一個非常老式的電影工作者，拍了20年膠片電影，不斷學習如何表達、溝通，學習瞭解這個世界。最近10年，我拍了《比利·林恩的中場戰事》《雙子殺手》兩部新技術電影。在“新技術”的環境中，我還在摸著石頭過河。電影必須要靠媒介，才能把創作者內心的抽象世界傳達給觀眾。不論是繪畫、文字、膠片、數碼，還是2D、3D，必須依靠這些媒介形式，表達內心。
問：3D、4K、120幀等新技術的運用，對電影語言設計是否產生影響？你如何適應新技術？
李安：觀眾對數碼影像要求高，能接受的資訊更多，因此展現給觀眾的資訊要豐厚一點。對應的拍攝方式、材料準備，都需要更豐厚一些。120幀對我而言，不是高幀率，數碼電影就應該這樣拍。如果數碼拍攝的效果還像以前的媒介一樣朦朧，甚至還沒膠片效果好，這是荒謬的。
在拍攝3D電影《少年派的奇幻漂流》時，我發現3D和2D影像中，演員的表演看起來不一樣。在3D電影中，演員表演既不能那麼誇張，也不能那麼平面，必須更精緻、更含蓄，內心的層次要更豐富，因為演員無意識狀態下透露的東西，也會被攝影師捕捉下來，所以對演員的要求非常高。此外，還需要用燈光、攝影、化妝等方式表達立體感。
水、小孩、老虎等，都是我不熟悉的拍攝內容，就像片中小孩與老虎漂在太平洋上一樣，我的內心充滿恐懼感。因此我決定，運用新技術拍電影時，必須創新，找到新的素材與表達方式，讓文本與技術更好地結合。
未來，我希望電影表達能夠更自由，無論片長還是表達形式。過去，電影基本都是2小時左右的規格，觀眾也習慣了“全片三幕戲”，這種表達方式有些僵化。
關於東西方文化碰撞：發揮東方強項
問：如何將東西方文化融合在一起？
李安：東方尤其是東亞，呈現的是幾千年農業社會的文化，敬畏天地，尊重團體。人是渺小的，社會團體是龐大的，觀眾比較關心如何在社會團體中生存。東方文化講意境，比如東方繪畫，人很小，天地山水廣大，畫面留白多。
西方文化可能與遊牧民族的歷史有關，征服性、侵略性較強。尤其美國電影，強調個人意志，很多影片都注重表達個人如何改變世界。
在電影中，個人如何改變世界的故事，看起來會更過癮。從這一點看，東方人可能會吃虧一些。我們應該把東方文化的強項，比如意境、似有似無的結構，還有崇敬天地的感覺，發揮出來。
關於人性表達：無可奈何的“真情流露”
問：你最想表達什麼樣的人性特質？
李安：我最想表達的是，人在經歷多次努力仍然不成功時，無可奈何的“真情流露”。我的電影不是要解答疑惑，而是我內心的一種解析，是對日常生活的一種觀察、表達。我不會計畫未來十年要拍什麼題材，當我對某一題材感興趣時，我當時最關心的人生議題、觀察到的社會印象，以及內心感悟，都會在這一題材上自然表達。
問：為什麼想要改編《臥虎藏龍》這部小說？
李安：在創作電影《臥虎藏龍》前，我曾看過同名小說。當時，我覺得李慕白像自己，俞秀蓮像我太太，玉嬌龍做了我心裡想做但又不敢做的事情。
在拍攝改編時，我不想做小說的翻譯。電影篇幅沒有小說長，但影像更直觀，我希望觀眾觀影后能體會到一種筆墨不能形容的感受。我一般會從電影結尾開始思考，然後從後往前鋪墊和堆砌劇情。
關於疫情期間流媒體對影院的衝擊：電影人應接受挑戰
問：如何看待疫情期間，流媒體對院線電影的衝擊？
李安：想要觀眾走進影院，影院就要給觀眾誘因。電影人唯有自己努力，創造新的影像、新的故事，讓觀眾覺得這些內容在流媒體平臺、在家無法體驗。
影院的優勢是群體感、儀式感，這是影院以外無法實現的。疫情讓電影變革的時代提前到達，電影人應接受挑戰，創作出讓觀眾心甘情願走進影院的作品。
關於四十不惑：電影最迷人之處在於“惑”
問：你剛剛步入40歲時，如何選擇電影題材？
李安：孔老夫子說“四十而不惑”，很多人認為，到四十歲就應該明白很多道理。但我認為，作為藝術創作者，“惑”很重要。電影最迷人之處在於“惑”。“不惑”時，電影就會乏味、說教。我相信老子的“道可道，非常道”。做藝術的人，要努力面對自己困惑、短板。觀眾的眼睛是雪亮的，能看出來這些“惑”。 如果只拍輕鬆的娛樂片，“不惑”沒關係；但如果要做藝術家，就要面對你的“惑”，不斷發現它。這個“惑”是最可貴的，永遠不要放掉心裡的“惑”。
問：青年導演要走出舒適圈嗎？
李安：就我個人而言，我選擇要冒險。如果不冒險，我整個人就會焦躁不安，冒險反而讓我有一種安全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