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月16日下午，第十二屆北京國際電影節論壇以“‘高峰’電影作品的探究、追求和打造”為討論議題，邀請黃建新、章子怡、鄭大聖、劉昊然、束煥、蘭曉龍等電影人，從導演、編劇、表演等維度，探討“高峰”電影的創作方法論。

勇攀電影創作“高峰”

探究“高峰”電影，首先要明其義。執導過主旋律大片《建國大業》《1921》的第五代導演代表黃建新認為，能夠被稱為“高峰”的作品一定要有巨大的碰撞，碰撞可以來源於世界、來源於歷史、也可以來源於心靈。同時，“高峰”是需要攀爬的。他以近幾年取得票房口碑雙豐收的主旋律電影為例，2014年，由徐克執導的《智取威虎山》大獲成功，“證明我們的題材內容仍然是很豐富的。”之後的《湄公河行動》《長津湖》等主流電影，票房節節攀升，說明主流價值觀是大眾認可的價值和情感系統，“只要做好了，觀眾就會喜歡。”

黃建新坦言，做電影不能自視太高，電影通過影院放映、觀眾買票入場，天生自帶商品屬性，“對觀眾來說，只有喜歡和不喜歡；觀眾拿錢投票，這是我們面臨的巨大挑戰。”黃建新認為，一部好的電影，要有好的故事、人民情懷、藝術想像，還需要開闊的思維與不拘一格的精神。電影人需要集合所有力量，勇攀高峰。這是整個電影界的責任，也是機遇。

導演鄭大聖結合多年創作經驗，提出“高峰”電影創作一定要落地——作品既能觸達放之四海皆通的人類情感，同時展現中國人特有的思想情感。他表示，“時間”是檢驗作品能否被稱為“高峰”作品的關鍵要素。創作者應該用豐富的作品，把市場金字塔的基座做大做強；藝術和商業齊飛，才會不斷有“塔尖”作品湧現。

做經得起時間檢驗的“高峰”作品

編劇束煥曾參與過很多貼近生活、大眾喜聞樂見的喜劇創作，包括電影“囧系列”、春晚小品等。在他看來，“高峰”編劇需要滿足三個條件——精確的類型感、精巧的編劇技術和價值觀。另外，“高峰”電影創作需要數量的積累，需要廣大年輕電影人將激情和創造力投身創作，唯有強大堅實的基礎才能支撐真正的“高峰”。

談及短視頻等對傳統影視業的衝擊，束煥表示，“喜劇的下線是讓觀眾笑，但上線是劇，也就是人物、情感。”他並不認為短內容的出現，會對電影造成致命衝擊，“觀眾除了要看快節奏的內容，對戲劇作品還有別的要求，比如主題、人物，並不是笑笑就完了。”因此，短內容的發展，反而倒逼喜劇創作更加地純粹，更加追求人物和故事的完整性。“觀眾走出電影院，除了回味故事本身，還能產生情感共鳴，這才是好電影的標準。”

電影《長津湖》的編劇蘭曉龍深耕軍事題材作品創作多年，關於“高峰”電影的定義，他認為，電影是“文化”，真正把文明化解在其中的才是“高峰”電影。同時，“高峰”電影除了需要商業屬性的加成，更重要的是能夠抓住觀眾，經受住時間的考驗。

仰望“高峰” 共赴征途

“‘高峰’表演就是讓觀眾念念不忘的表演。”演員、導演章子怡以表演藝術為切入視角，分析“高峰”電影的創作。她認為，“高峰”作品是可遇不可求的，對於表演者來說，什麼是“高峰”表演也無法具體衡量。她分享了自己首次參與執導《我和我的父輩》的經歷。初執導筒的章子怡，負責其中社會主義建設的段落。當時，另三位導演，徐崢手裡已經有一個成熟得隨時可以開拍的劇本，吳京和沈騰也有自己的創作團隊。章子怡花了很長時間，走訪人物，體驗生活，她找了很多故事，最終選擇以“兩彈一星”為故事突破口，25天拍完短片《詩》。沉浸在角色裡的章子怡特意叮囑攝影師：“我進入表演狀態非常快，拍攝時千萬不要停攝影機。”電影上映後，《詩》篇章收穫好評。章子怡感慨，“我吃的苦沒人能體會，但經歷過後，就是成長。”她還建議，“台前幕後都不要先考慮‘高峰’這兩個字，而是要把最本質、最真摯的自己奉獻給職業。”

青年演員代表劉昊然也來到論壇現場。在他心目中，“永久停留在觀眾記憶中的表演，就是‘高峰’表演”。對於青年力量在“高峰”電影創作中的作用，他結合自己在《建軍大業》（飾演粟裕）、《1921》（飾演劉仁靜）的角色談到，“兩個角色都是19歲，他們都敢於挑戰權威。求知欲、探索欲、嘗試精神，是年輕人最大的力量。有了這份心態，才有可能創作出‘高峰’作品。”

從一定意義上講，中國電影史正是中國電影人追求“高峰”作品的歷程。中央戲劇學院院長郝戎認為，“高峰”電影需具備高尚的思想境界，前沿的時代意識，豐富的民族圖景，至美的藝術追求。他呼籲每一位電影人，都要勇攀“高峰”。